胡 适 (一九一九年七月二十日)

本报（《每周评论》）第二十八号里,我曾说过：

“现在舆论界的大危险,就是偏向纸上的学说,不去实地考察中国今日的社会需要究竟是什么东西。那些提倡尊孔祀天的人,固然是不懂得现时社会的需要。那些迷信军国主义或无政府主义的人,就可算是懂得现时社会的需要吗?”

“要知道舆论家第一天职,就是要细心考察社会的实在情形。一切学理,一切‘主义’,都只是这种考察的工具。有了学理作参考材料,便可使我们容易懂得所考察的情形,容易明白某种情形有什么意义,应该用什么救济的方法。”

我这种议论,有许多人一定不愿意听。但是前几天北京《公言报》《新民国报》《新民报》(皆安福部的报)和日本文的《新支那报》,都极力恭维安福部首领王揖唐主张民生主义的演说,并且恭维安福部设立“民生主义研究会”的办法。有许多人自然嘲笑这种假充时髦的行为。但是我看了这种消息,发生一种感想,这种感想是：“安福部也来高谈民生主义了,这不是给我们这班新舆论家一种教训吗?”什么样的教训呢?这个可分三层说：

第一,空谈好听的“主义”,是极容易的事,是阿猫阿狗都能做的事,是鹦鹉和留声机都能做的事。

第二,空谈外来进口的“主义”,是没有什么用处的。一切主义都是某时某地有心人,对于那时那地的社会需要的救济方法。我们不去实地研究我们现在的社会需要,单会高谈某某主义。好比医生单记得许多汤头歌诀,不去研究病人的症候,如何能有用呢?

第三,偏向纸上的“主义”，是很危险的。这种口头禅是很容易被无耻政客利用来做种种害人的事。欧洲政客和资本家利用国家主义的流毒，都是人所共知的。现在中国的政客又要利用某种某种主义来欺人了。罗兰夫人说，“自由！自由！天下多少罪恶都是借你的名做出的!”一切好听的主义,都有这种危险。

这三条合起来看,可以看出“主义”的性质。凡“主义”都是应时势而起的。某种社会到了某时代,受了某种的影响,呈现某种不满意的现状。于是有一些有心人观察这种现象,想出某种救济的法子。这是“主义”的原起。主义初起时,大都是一种救时的具体主张。后来这种主张传播出去,传播的人要图简便,便用一两个字来代表这种具体的主张,所以叫他做“某某主义”。主张成了主义,便由具体的计划,变成一个抽象的名词。“主义”的弱点和危险就在这里。因为世间没有一个抽象名词能把某人某派的具体主张都包括在里面。比如“社会主义”一个名词,马克思的社会主义和王揖唐的社会主义不同；你的社会主义和我的社会主义不同：决不是这一个抽象名词所能包括。你谈你的社会主义,我谈我的社会主义,王揖唐又谈他的社会主义,同用一个名词,中间也许隔开七八个世纪,也许隔开两三万里路,然而你和我和王揖唐都可自称社会主义家,都可用这一个抽象名词来骗人。这不是“主义”的大缺点和大危险吗?

我再举现在人人嘴里挂着的“过激主义”做一个例。现在中国有几个人知道这一个名词做何意义?但是大家都痛恨痛骂“过激主义”,内务部下令严防“过激主义”,曹锟也行文严禁“过激主义”,卢永祥也出示查禁“过激主义”。前两个月,北京有几个老官僚在酒席上叹气说,“不好了,过激派到了中国了。”前两天有一个小官僚看见我写的一把扇子, 大诧异道,“这不是过激党胡适吗？”哈哈,这就是“主义”的用处!

我因为深觉得高谈主义的危险,所以我现在奉劝现在新舆论界的同志道：“请你们多提出一些问题,少谈一些纸上的主义。”更进一步说：“请你们多多研究这个问题如何解决,那个问题如何解决,不要高谈这种主义如何新奇,那种主义如何奥妙。”

现在中国应该赶紧解决的问题真多得很。从人力车夫的生计问题到大总统的权限问题,从卖淫问题到卖官卖国问题,从解散安福部问题到加入国际联盟问题,从女子解放问题到男子解放问题……哪一个不是火烧眉毛的紧急问题?

我们不去研究人力车夫的生计,却去高谈社会主义!不去研究女子如何解放,家庭制度如何救正,却去高谈公妻主义和自由恋爱!不去研究安福部如何解散,不去研究南北问题如何解决,却去高谈无政府主义!我们还要得意洋洋夸口道,“我们所谈的是根本解决”。老实说罢,这是自欺欺人的梦话!这是中国思想界破产的铁证!这是中国社会改良的死刑宣告!

为什么谈主义的人那么多?为什么研究问题的人那么少呢?这都由于一个懒字。懒的定义是避难就易。研究问题是极困难的事,高谈主义是极容易的事。比如研究安福部如何解散,研究南北和议如何解决,这都是要费工夫,挖心血,收集材料,征求意见,考察情形,还要冒险吃苦,方才可以得一种解决的意见。又没有成例可援,又没有黄梨洲柏拉图的话可引,又没有《大英百科全书》可查,全凭研究考查的工夫,这岂不是难事吗?高谈“无政府主义”便不同了。买一两本实社自由录,看一两本西文无政府主义的小册子,再翻一翻《大英百科全书》,便可以高谈无忌了！这岂不是极容易的事吗?

高谈主义,不研究问题的人,只是畏难求易,只是懒。

凡是有价值的思想,都是从这个那个具体的问题下手的。先研究了问题的种种方面的种种的事实,看看究竟病在何处,这是思想的第一步工夫。然后根据于一生的经验学问,提出种种解决的方法,提出种种医病的丹方,这是思想的第二步工夫。然后用一生的经验学问,加上想象的能力,推想每一种假定的解决法,该有什么样的效果,推想这种效果是否真能解决跟前这个困难问题。推想的结果,拣定一种假定的解决,认为我的主张,这是思想的第三步工夫。凡是有价值的主张,都是先经过这三步工夫来的。不如此,算不得舆论家,只可算是抄书手。

读者不要误会我的意思。我并不是劝人不研究一切学说和一切“主义”。学理是我们研究问题的一种工具。没有学理做工具,就如同王阳明对着竹子痴坐,妄想“格物”,那是做不到的事。种种学说和主义,我们都应该研究。有了许多学理做材料,见了具体的问题方才能寻出一个解决的方法。

但是我希望中国的舆论家,把一切“主义”摆在脑背后做参考资料,不要挂在嘴上做招牌,不要叫一知半解的人拾了这半生不熟的主义,去做口头禅。

“主义”大危险,就是能使人心满意足,自以为寻着了包医百病的“根本解决”,从此用不着费心力去研究这个那个具体问题的解决法了。民国八年七月。

（原载1919年7月20日《每周评论》第三十一号，后收入《胡适文存》卷二）